西风凋碧树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可爱的老师们。

古人说“天地君亲师”，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老师的地位几乎与父母亲人不相上下。在我二十多年的学生生涯中，经历了无数的老师，有些因年代久远不常联系慢慢地遗忘了，也有一些却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能轻易想起。他们在我的人生里仿佛一个个亮丽的音符，串联成一首首美丽的歌。

不知从何时起，全国高校的博导似乎一夜之间全部弃教从商下海赚钱去了，因为学生私底下不叫他们老师或导师，众口一词都叫老板了。在这里，姑且也称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徐老师为老板吧。老板人很好，似乎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至少没见他在公共场合生过气红过脸。但是有一次听师姐说seminar上老板发飚了，原因肯定是像我这样的学生该完成的任务没完成，整天吊儿郎当不学好。我这样的学生多了，老板自然操心。老板每次都婉转地跟我说，当初我的方法错了，不应该放太多时间在英语上，其实我知道，老板这样说是不想让我难堪给我留了台阶。今年回学校去探望了老板，听师母说老板去年暑假老板大病一场，至今都能看到生病留下的痕迹：瘦了很多。老板要过几年才能退休，希望他身体健康，少操点学生的心。

侯老师教我们数量经济学等课程，是个和蔼可亲挺有意思的老头儿，他身材魁梧，约摸有一米八五的样子，皮肤很白。讲话口音比较重，最有意思的便是他说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吃饭，却往往要过个十来分钟才想起来放我们吃饭。几年前，侯老师去了，这么一个开朗有趣的老师一下子就去了。

教线性代数的李老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之一，据说他博士证书的编号是001，牛得很。李老师讲课口音太重，有时候仔细听也未必能听清他在讲什么。李老师经常夹杂一些武侠故事在课堂中，并非一本正经地只讲数学，多了几分趣味。

余老师是风云人物，在多个年级留下了赫赫有名的余大侠语录，颇为精彩，这里不再赘言。余老师的个性也可以从他给女儿取名余弦上可见一斑。一句话，佩服得五体投地。教抽象代数的章老师同样很有个性，传说中他常常半夜三更一个人翘着腿抽着烟坐在广场的喷泉池边思考高深的数学问题。

陈老师讲授偏微分方程，说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的，说话特别轻迫使你竖起耳朵仔细听，突然又提高几个声调仿佛在提醒孩子们这里是重点。陈老师颇受女生欢迎，在他名下的研究生都很有一些姿色。他也经常请学生吃饭，阿七、昆哥便是受害者，听他们说陈老师往往拎一瓶上等白酒让学生喝，自己喝酸奶。阿七、昆哥又是好酒之人，简直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了。

下面说说高中老师。

张老师教语文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张老师讲课很投入，讲到忘情处，常常唾沫横飞，旁边的同学躲闪不及的算是免费洗礼了一番。张老师也常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批评，比如当时的《大话西游》很是受了一番批判，遭殃的还有任贤齐的《心太软》，在他眼里根本不能算是一首歌，根本不押韵毫无美感可言。本科时偶尔有一次给高中老师寄了贺年片，不期收到了张老师的回信，感动得一塌糊涂。

姚老师是班主任，教起化学来一丝不苟，据说高考我们班的化学成绩全省第一。姚老师看上去挺威严的，那时候有点怕她。数学老师陆老师的风格与姚老师有点像，板书一板一眼非常公正。那时陆老师是副校长，据说现在是某私立中学的校长。

教物理的沈老师也是个风趣之人，具体事迹想不起来了。还有英语老师，曾经表扬过我英文写得好。

初中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非张老师莫属了。初一我还是一个对学习不太上心不太好学的人，初二混进了重点班，张老师是班主任，似乎对我很重视，英语造句在别人那卡住了必定让我回答，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还让我这个话都说不溜的人去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厚着脸皮去了，重在参与嘛。考上重点高中还来信勉励我，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

想到哪就写到哪，七零八落胡乱拼凑成一篇小文。

祝可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它们千里迢迢、远渡重洋，它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它们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沿着当年白求恩的路线，来到了中国，彼岸的富人们则含着热泪翘首以盼。它们就是来自美国的猪肉，据说是不含任何激素的健康猪肉。自然，这样的猪肉价格不菲，非你我平民能享用得起的。吃得起国产猪肉，已经是谢天谢地、该执手相看泪眼了。至于美国猪肉是什么味，问问那些大款们吧。

美国猪肉的进入，并不会引起同质化竞争，因为它们标榜的是无激素的猪肉，在这块招牌面前，国产猪肉根本不堪一击。因为，市场上卖的绝大部分都是含有激素的非健康猪肉。

为什么要给猪吃含有激素的饲料？好让它们快快长啊，尽量缩短生长周期，使利润最大化。利润就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个吸引力对国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谁看到它骨头都得软半分，连范伟都知道：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为了钱，什么事不能干，什么道德、什么责任，统统可以抛回老祖宗那儿，谁让这个社会只认钱呢。

朗咸平教授说得好，文革前，中国流行的是唯阶级论，文革后流行的是唯钱论。 

自然界万物生长讲究一个阴阳平衡，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想，天地造人大概也是这么一回事吧。上天给你了一张漂亮脸蛋却往往在声音方面大打折扣，著名的例子有周迅、张柏芝等。反之，如果赐予了你一幅天籁般的好嗓子，却又往往吝啬于身材相貌的施与，韩红、孙楠这样的例子信手拈来。按常理来说，在歌坛上混的，一般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实力派与偶像派。就上面提到的明星来说，前者属于偶像派，后者不幸沦为实力派。

于是，有了这样的标准，我们便易于识别歌星的门派。出来一个丑的必定是实力派，漂亮的一定是偶像派了。这样的标准似乎屡试不爽，直到伟大的央视“美女”记者冬日娜的出现。

拥有这样一幅尊容的冬日娜居然也成了美女，难道我中华无人哉？她的美使我艰于呼吸，常有砸掉电视的冲动。

本来我以为她长成这样一定是实力派了，一定有两把刷子，不然何以单单是她，每次都出现在刘翔面前，分享亿万国人对刘翔的欢呼？直到她一连串抛出几个问题给刘翔之后，我发现之前的标准在这里行不通。我需要重新审视，我需要自我批评。渐渐地，我佩服起其貌不扬且专业能力不强的冬日娜来了，又渐渐地，我也佩服起实力强大不拘一格的ＣＣＴＶ５来了。

听说某国训练游泳运动员，为了提高他们的成绩，让他们与鲨鱼共游。这样的创举也许已经洋为中用了。说不定，刘翔的金牌上有他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近来一段时间，因种种机缘巧合，猪摆脱了默默无闻的角色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先是猪家军兵败亚洲杯换回唾沫无数，后是猪肉涨价牵动国人神经，最近又有奥运猪有关新闻的出炉。

自从被驯化以来，猪一直都是人类亲密无间的朋友，看这“家”字，光有房还不行，还得养头猪，方能成家。古人的愿望再朴素不过了，有得吃有得住，才算有点家的样子。照这个标准，岂不是很多人都不能算是有家的，房子照例是买不起的，猪肉也快吃不起了。呜呼，社会是在进步么？

我想，猪应该是宿命论者，如果它有思想的话。一生下来，如果是母的，它的使命就是生更多的小猪；如果是公的，便手起刀落让它六根清净，不准思凡只准吃饭睡觉养一身肥肉供人们食用。不是猪们太笨，只是人类太狡猾。这个世界是讲话语权的，谁有话语权谁就说了算。有权有势者操控着话语权，即便是弱势群体也只得接受命运的摆布，更何况是不通人语的猪呢。

人分三六九等，猪也略有差别。有些猪的居住环境好些，猪均面积稍大，卫生环境也好些；有些猪，几十头挤在一起，环境恶劣臭气熏天，吃喝拉撒都在一块，搞不好就得个猪瘟什么的。为安全计，最近出台了禁止群租的政策，真是租房史上的一大进步。生为一头猪，它的生活质量有多高，能否饭后散个步晚上泡个吧，半点不由己，全在主人身上。

北京的“奥运猪”赶上了好年头，它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饭后还能出去走一走，并且居住地点绝对保密，有效地避免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连猪八戒都说，生子当如奥运猪。

当然，无论生命多么精彩，最后都免不了挨那一刀，因为它们的命运是被人老早就设计好了的。也有不愿被人设计的，如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猪是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呢。 

普埃尔塔，塞维利亚年仅22岁的球员，又一个鲜活美丽的生命，倒在了绿茵场上。

早在周日从电视上看到他在无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下痛苦倒地，队友抠他舌头，过了一会，情况似乎好转，能自己走向休息室了，后来又在休息室昏倒，被送往医院急救，三天后不治身亡。

    如果普埃尔塔有先天心脏病，早就应该查出来了，有心脏病怎么能踢球？这种情况可以排除。他倒下的时候是上半场31分钟，对于职业球员来说，90分钟高强度的比赛尚且不是问题，何况区区31分钟？难道是突发心脏病？但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应该是非常好的。真是匪夷所思。

    愿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母亲怪我不考苏州的大学，在她看来合肥实在太远了，我开玩笑说要不我在村里上大学得了。也难怪，母亲从未去过太远的地方，最远应该就是邻近的城市了。

我家在苏州的西北面，西去不到两里便是无锡了，离苏州火车站与无锡火车站的距离差不多，考虑到无锡离合肥更近一些，我们决定从无锡走。当时，去合肥的火车不多，且全部是半夜的，农村交通又不便，只能早早赶往车站，没事逛逛地下商场，累了就歇歇。

车上一夜，睡意全无，颠簸着就到了合肥。学校有大巴来接。在大礼堂注册的时候看到了名册上排在我之后的“周洁”，此时，我刚结束光头班的生活不久，心想大学里总算有女生了。

被人接到宿舍楼，楼只有三层，一看便知有些年头了，地上是破旧的木地板。一进宿舍，呵，大家差不多都已经到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我被安排在了上铺，铺上居然没有护栏，担心睡觉会滚下来，找了根木杆绑上，多少算是给自己一点安慰。

晚上，有位大伯领着一个小子来找我，大伯说他也是吴县人，带来的这小子就是周洁。咋是个男的呢，刚到学校就上了一大当。后来又有高中校友来找我，美女，上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在高中很有名，她领了几个人过来慰问新人。在如此遥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乡音，挺暖人心的。

当时，经过一个暑假全身心地养肉，我的体重达到了80公斤，心跳稍快，走路有点喘，有感于此，决定进行体育锻炼。在大萝卜还是美女的带动下，在学校的土场抡开大腿踢了几脚，从此，一踢就是十年。某次，不慎崴了脚踝，肿痛不已，差点连路都走不了，正好有理由不参加军训。某团长听说了此事，便用他所谓的“气功”给我疗伤，一招一式，煞有介事的，全没用处，伤还是伤，痛依旧是痛。

之后班级举行了迎新晚会，大侠用他独特的口音演唱了《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此事印象颇深。

整整十年了，不得不感叹时间的无痕、岁月的无情。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具体说是七月七、八、九三天，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也最难熬的三天，因为这将是个转折点，成败与否在此一考。

关于高考的记忆没有什么连续性，只是片断式的，犹如一张张褪色的老照片不断浮于眼前。那几天天气相当闷热，某天还下了点雨。学校是当时县里最好的，某某高级中学，老师们应该都很高级，设施就没那么高级了。宿舍很破，好多人挤在一起，学校也没有澡堂，夏天就用水冲冲，冬天基本不洗澡，省下水来支援国家建设。只去过校外的澡堂一次，五块钱，有个大池子。

国家将高考安排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不知有何用意，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那时候正是酷暑，有钱的同学都去宾馆租了房间，当时我从没见过空调，也没感觉有多热，就是觉得他们太娇气，一点热都受不了。

志愿是在考试前填的，当时胆子小，没敢填北大、清华，倒是考虑过政法大学、师范大学等。志愿只填了两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主要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合肥消费低可以少花点钱，而师范又是免费的。

连高考的顺序都记不起来了。不过还记得考完语文后有同学哭了，我在考试方面的心态一直很好，考完的东西已经不属于你了，想它做甚。

考完最后一门，父亲从家里带着饭，挑着扁担帮我运行李来了。能扔的都扔掉，从此与监牢一样的高中说拜拜。说她是监牢主要因为她们有如下共同点：

一，实行军事化管理。至今犹记校长双手反剪伫立校门口的英姿。

二，按照性别，把同类的分到一个班。

三，每月有一次回家的机会。 

周末和二子去上海书展转了转，主要是出于好奇，以前没去过。门票10块一张，人山人海的。参加书展的大牌出版社很少，像三联，参加是参加了，没看到什么好书。上海本地的出版集团倒是借地主之利大张旗鼓。好书很少，都是用来展览的，像线装本、创刊号等。展出的藏书票不错，好东西，可惜搞不到。四楼有个关于钱学森的展览，有本名为火箭技术概论的书出版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还有一些名人在那签售，朱德庸、柳建伟等。

空手进去，空手出来，没有好书，折扣也不吸引人。上海书展，不过如此。